景藩老汉不紧不慢地结着夹袄上的布纽扣，顺势靠在身后的墙上，不急于下炕了。

现在，忙着起来做啥，一家一户种庄稼了，还要党支书操什么心呢？

昨日午饭后，第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老人娃娃，媳妇姑娘，不用打铃集合，也不要干部吼喊催促，一溜一串拥到二队饲养场上来了。

队长简单宣布了牛马分配办法，就拿出早已制做停当的纸团，放在一只瓷碗里，让各家各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抓阄。

一只只粗壮的庄稼汉的黑手，迫不及待地又是抖抖索索地伸到瓷碗里去了，随之就是一声愉悦的欢叫或是一声难受的吁叹。

抓到“实阄”

的人笑嘻嘻地按着号码到槽头牵出牲畜来；抓到“空阄”

的人有的一拍大腿懊丧地走掉了，有的眼馋地去品评人家拉到手里的牛马。

整个饲养场的小院和拴牲畜的场地上，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着一头牛或一匹马，议论着价值的合理性儿，把主持这场分配的大队领导冷落到一边了。

景藩老汉甘愿领受这种冷落。

他在队长宣布了抓阄分配的办法之后，干巴巴地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就远远地走到堆放青糙的平场一边，蹲在铡糙的铡墩上，咂着短管旱烟袋吸烟，没有一丝兴致参与对任何一头牲畜的品评和议论。

老汉心里难受啊！

二十六年前，年轻的庄稼汉子冯景藩，不分白天和黑夜，出东家小院，进西家门楼，熬红了眼睛，嘴唇上暴起一层焦死的干皮，终于说服了一家一户的庄稼人，把自家宝贝似的黄牛或青骡，拉到刚刚盘起的大槽上来了，在小河川道里集合起来第一个大槽的牲畜……二十六年后，仍然由当年的农业社主任冯景藩亲自主持，再把三个生产队的六个大槽的百十头牛马，一头一匹折了价，分给一家一户庄稼人，由他们重新牵回自家的小院里去独槽喂养……哦哦！

老汉蹲在铡墩上，咂得旱烟锅里吱吱响，心里说不清是一股什么味道。

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在笑，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在喊，哪头牛价钱高了，哪匹马的价钱合茬了。

老汉鄙夷地瞅着这些人：分给你们的时候，总是嫌标价太高；当初入社合槽折价时，总是嫌价钱合得低……他转身走掉了。

老汉从二队的饲养场转身下坡时，暗暗流出一股泪来，又悄悄用大拇指抹掉了。

冯家滩三个生产队的饲养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逐步由糙房换成红瓦砖房的。

为了施肥方便，三家饲养场按计划分别从村子里搬迁到向阳的塬坡上。

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他都要逐一检查饲养场里牲畜过冬的防寒设施：苫盖窗户的稻糙帘子织好没有？烧水的地灶盘好了没有？干土准备得足不足？怀犊儿的母牛或母马，“小灶伙食”

缺不缺饲料？他是个庄稼人，自小喜欢抚弄牲畜；他是中共冯家滩的党的领导，深知这些宝贝牛马在一个生产队里的份量。

岂止是牲畜的安全越冬问题！

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七、八百口人，粮食和棉花生产，社员的生活和分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这家那家的纠纷，足以使他从天不明起来，忙到天黑，甚至忙到夜深人静，才能落枕。

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强壮的庄稼汉子冯景藩，已经变成一个两鬓霜白的老汉了。

冯家滩耗尽了他庄稼人的黄金岁月，在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却猛然发现，他拽着的冯家滩这辆大车好象又回到二三十年前的上……他现在从村巷里走过去。

夕阳映照着一座座庄稼院高高矮矮的房屋，狭窄的街巷里，这家那家门外的槐树或椿树的树干上，系拴着一头黄牛或者叫驴，悠闲地甩着尾巴，在夕阳余照里反嚼。

这景象，使人一下子回忆起合作化前乡村里的景象。

景藩老汉背着手，心里灰败而又空落，匆匆走进了自家的门楼，又一股酸渍渍的东西从鼻腔里泛起来。

他揉一揉鼻子，使劲咳嗽两声，没有搭理老伴的询问，走进里屋去，也没有吃夜饭，就脱光衣服躺下了。

春节过后，景藩老汉参加了中共河口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三级干部会议。

无论县委书记的长篇报告也好，农工部长的讲话也好，小组讨论也罢，参观试点也罢，都不能扭转景藩老汉心里那一层看法：单干。

责任制这个绕口的新名词，老汉总是说不顺畅，他在小组会上仅有的一次简短的表态式的发言里，三次把责任制说成分田单干，惹得同一小组里的男女干部哈哈大笑。

他自己则在心里说，其实就是单干嘛！

地分了，牛分了，一家一户自己种庄稼，不是单干是什么！

责任制——那是把猫叫成咪，名词不同罢了。

然而，党的决议他总要执行的，会议结束的那天后晌，他把带领他们来开会的河西公社书记者王引到县委党校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真诚地说：“我保险赶搭镰割麦以前，把土地和牲畜分到社员户里……”

“好嘛！

社员正好赶上种秋。”

工书记笑嘻嘻地说，同时提醒他，“甭说‘分’，是责任制，或者说承包，包干，不是分田单干。”

老汉嘿嘿嘿笑着，点点头，随即说：“责任制落实了，我想……把支书的担子卸了……我老了，跑不动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