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审查。

秘书和警卫人员不用说，连炊事员老穆、司机老王也没幸免。

这两位服务处的老职工兢兢业业，&ldo;文革&rdo;前曾在刘伯承元帅和王尚荣副总长家做服务工作。

&ldo;文革&rdo;开始，随着这些首长的落马，他们就被审查过。

这次又被隔离审查，心里能痛快？审查结束后，尽管领导说破大天，都不愿再去首长家服务了，省得闹心！

司机老王回处里开起了拉货的大卡车，后来调到了卫生部工作。

老穆因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早早就退休了。

在那个年月里，母亲一人远在北京命运未卜。

我们兄妹几人只能互相搀扶着艰难度日。

位于东山区的军区大院，那片我们成长且熟悉的地方，我们不敢去。

一是怕遭白眼伤自尊；二是怕因父亲的问题给各位叔叔阿姨们找麻烦，因此自觉地与它拉开了距离。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帮助。

每年回京探亲的20天的假期，几乎全都用在上访打听父亲下落上。

特别是粉碎&ldo;四人帮&rdo;后，为我们带来一丝希望，我们成了中央和军委信访办的常客，搞得那里的接待人员见到我们都烦烦的。

除此之外，就是四处投信，要求与父亲见面。

在北京的后海、鼓楼一带，党、政、军领导居住较集中的区域，见到哪家大门气派点，就往信箱里塞一封，指望着哪一天奇迹能够出现。

二哥还给在民航工作的、曾在广空服役的华国锋女儿苏玲递了信。

我们的执著终于感动了上帝，1978年春节后，我们得到了一次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记得见面的前一天，专案组到我们家，对我们交待了若干项&ldo;不准&rdo;，说阎仲川没定性，什么都不能说。

第二天，一辆华沙车拉着我们全家在北京城内转了老半天，终于拐进一个院落。

熟悉北京的母亲认出来是翠微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把我们带进房间坐定后，父亲被带了进来，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的模样都倍感心酸。

父亲被推个光头，穿着一身被扒掉领章的旧军装。

由于刮胡刀被没收，没有条件刮胡子，只能每次推头的时候用推子将脸上的胡子一块儿推掉。

腿关节本来就有伤，事后听父亲说，关押期间，刚开始每半年才放风一次。

后经不断斗争，争取到每周放风两次。

由于缺活动、缺太阳，关节软化，腿脚显得特别不利索，感觉整个人仿佛短了一大截。

最让人难过的是父亲一口牙，出事前还是好好的，现在除前面一颗已变了形的门牙呲在外面外，整口牙都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