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

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

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

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

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

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

顺便说一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我首先要把当地的骂人话全学会。

这是为了防一手，免得别人骂我还不知道，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粗话几乎是个专家。

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

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

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

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

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

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

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

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

不要说是木头

，就是根稻糙，也得跳下水。

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

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

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

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

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

，成就“超我”

——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

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

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糙就太过分。

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

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