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呈现出强烈的&ldo;文化热&rdo;倾向。

那时的畅销书可不是什么《痛并快乐着》，而是叔本华和尼采。

近两年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一种礼赞八十年代的回归倾向，认为那才是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富激情的时代。

我那时正好在读大学，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文化热潮：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朦胧诗的火爆，金庸、古龙、琼瑶、三毛的流行……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中，人们对精神的看重远远大于物质。

仰视，俯视，平视

每一个时代都有值得怀念的理由，也必然存在它的问题。

八十年代，物质的极度不丰富，经济领域的左右纷争，牵扯了相当多的社会注意力。

百姓生活和传媒发展，都处在局部活跃但没有长足进步的状况下。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

这次南巡撬动了很多事情。

首先，打破了当时沉闷的社会局面。

邓小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发起改革开放，还在于南巡中面对僵局和困局的再度发动。

要知道，一辆有可能要熄火的车被重新发动，是需要勇气、胆量和技术的。

此外，中国传媒界也迎来了飞速发展，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创办为主要标志。

我很幸运地赶上了这列电视新闻改革的头班车。

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水均益、方宏进、敬一丹、崔永元，都应该感谢《东方时空》的创办。

我是1993年《东方时空》第一个栏目的主持人，那个栏目叫《东方之子》。

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对象，所以我们最初的生涩与不成熟，都被大家宽容以待。

我们是在宽容中走过了一片陌生的开阔地。

其实回过头看，当时并不见得做得很好。

《东方时空》改变了什么?《东方时空》改变了传媒的态度和视线。

从《东方时空》开始，媒体不再是见到高官就仰视，见到百姓就俯视，而是建立了一种平视的理念。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做到平视一切并不容易。

《东方之子》把过去可能被仰视的、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纳入栏目当中，然后用平视的视线去看待他，还原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酸甜苦辣。

我们不是造神，我们要还原人。

这是一种态度上的巨大转变。

与此同时，《东方时空》又用《百姓故事》‐也就是最早的《生活空间》‐完成了一种转变：身边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栏目的主角，&ldo;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rdo;。

你刚看完一个过去有可能被仰视的&ldo;东方之子&rdo;，接着就看到一个过去有可能被俯视的老百姓。

他们在同一个平台上，是平等的。

而且对于观众来说，某一天可能觉得《生活空间》的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反倒超越了《东方之子》的主人公。

这就很有趣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种平视，是对社会的平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媒体只能让大家看到阳光灿烂的180度。

歌舞升平、歌功颂德、成绩、发展……是的，它存在。

但是社会只有这180度吗?另外的180度呢?不公正、丑恶、罪恶、腐败等等，在媒体当中很少见到。

《东方时空》的最后一个栏目叫《焦点时刻》，正式开启了中国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先河。

你突然看到，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可能把手术刀落在患者肚子里;公务员办事可以推三阻四;农民可以被欠白条;高速公路可以乱收费……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媒体终于把它的视线由180度向360度扩展。

以至于现在舆论监督被写进了党的报告当中，成为原本就应该存在的一种媒体属性。

朱镕基总理1998年10月去台里跟我们座谈的时候，谈到为什么要支持《焦点访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ldo;要让老百姓看到信心啊!&rdo;我非常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