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却《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

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

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

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

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作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

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己，不惜对读者&ldo;和盘托出&rdo;，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

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

一、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

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ldo;社会&rdo;一词，代替&ldo;民族&rdo;或&ldo;文化&rdo;，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

汤因比喜欢说，&ldo;中国社会&rdo;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ldo;远东社会&rdo;。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

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

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

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ldo;江山代有才人出&rdo;，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ldo;十室之邑，必有忠信&rdo;，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ldo;拨乱反治&rdo;。

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

而我们中国每逢&ldo;天下大乱&rdo;以后，不久便&ldo;形势大好&rdo;，一冶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道，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ldo;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rdo;这等于说：&ldo;治久必乱，乱久必治。

&rdo;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

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ldo;合久必分，分久必合&rdo;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ldo;一张一弛&rdo;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ldo;合久会分，分久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