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与别人相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异性，有体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

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来和别的人有些不同：黄头发、蓝眼睛、大高个儿，等等。

这种体质人类学上的差异被极个别的混账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们民族优越的证据，结果他们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犹太民族则是个相反的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在尘世上一点坏事都不做。

我喜欢犹太人，但我总觉得，倘他们不把选民这件事挂在心上，是不是会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犹太人忘了这件事，对自己在尘世上的遭遇可能会更关心些，对纳粹分子的欺凌可能会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伸着脖子让你来杀？我觉得有些被屠杀的犹太人可能对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点——当然，我也希望这些被屠杀的人现在都在天堂里，因为有那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掉，我倒真心希望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即使此事一真，我这非选民就要当地狱里的烤鸭，我也愿做这种牺牲——这种指望恐怕没起好作用。

这两个例子都与特异性有关。

当然，假如有人笃信自己的特异性一定是好的，是优越、正义的象征，举一千个例子也说服不了他。

我也不想说服谁，只是想要问问，成天说这个，有什么用？

还有些人对特异性做负面的理解。

我知道这么个例子，是从人类学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在美国，有些黑人孩子对自己的种族有自卑感，觉得白孩子又聪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难看。

中国人里也有崇洋媚外的，觉得自己的人种不行，文化也不行。

这些想法是不对的。

有人以为，说自己的特异性无比优越是唯一的出路，这又使我不懂了。

人为什么一定用一件错事来反对另一件错事呢？除非人真是这么笨，只能懂得错的，不能懂得对的，但这又不是事实。

某个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的人民做这种判断，无异是说本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这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想法。

说来也怪，这种学者现在甚多，做出来的学问一半像科学，一半像宣传；整个儿像戈培尔。

戈培尔就是这样的：他一面说日耳曼人优越，一面又把日耳曼人当傻瓜来愚弄。

我认识一个德国人，一提起这段历史，他就觉得灰溜溜的见不得人。

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怀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怀疑本民族的智慧：“怎么会被纳粹疯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层次很低嘛。”

这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啊。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种精神的不足；那个时候列强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

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

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

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

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所谓利，就是能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

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的凶了就要打破头。

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

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

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

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根源。

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

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

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

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