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当初袁世凯选择从军，而不是投奔李鸿章幕府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抉择，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于计算的头脑。

其一，两次乡试落榜后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举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于从军后即不再动摇，主动放弃了壬午年的大考机会，随军东渡朝鲜。

其二，自己无科举功名，在李鸿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视，而且书牍文案非其所长，于此出头几乎没有可能。

故虽有荐书，亦予以放弃。

此为自知之明。

李鸿章位望虽高，但与袁素不相识;吴长庆局面虽小，但更重故人情谊，而且吴幕人才相对少，更易崭露头角。

如投奔李鸿章，必依附已在李鸿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龄，为避嫌疑，乃叔必会时时管束，事事小心，难得有放手表现的机会，并且循劳绩和年资升迁，远不如军功快速。

北洋衙门大，虽可慰虚荣而无裨益于实际;吴处机会多，自然投吴。

正所谓&ldo;宁为鸡首，不为牛后&rdo;，由此可见袁头脑实际，工于算计的一面。

以袁之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领袖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表现施展的机会而已。

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以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

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大用的。

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

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

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

早立志，早成功。

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抉择。

1885年11月13日（旧历十月七日），袁世凯以&ldo;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大臣&rdo;的名义再赴汉城，比起陈树棠，虽然只多了&ldo;交涉二字&rdo;，但事权比陈大得多。

举凡朝鲜外交内政诸多事务，袁均有权过问，实际上等于北洋衙门的常驻代表。

此后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诚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20。

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李鸿章倡导洋务，是高层中仅有的具有外交经验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对李几乎可说是言听计从。

清人刘体仁在其笔记《异辞录》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谘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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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不过是一驻外使节，又何能左右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呢?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实际上负有全面的责任，行政、外交、军事，样样要管，公务极为繁忙。

对于朝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全要依赖作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凯提供信息，分析情势，执行决策。

而袁世凯有一大特点，即对人对事均有自己的主见，且好建言。

袁在外交一线，消息灵通，足智多谋，所提建议多出于实际，这正是李鸿章所需要的。

从现存文献来看，袁、李电函往来之频繁，远过于其他驻外使节，而袁之建议也多为李氏所采纳。

不同之处在于，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轻气盛，更倾向于对朝鲜采取高压政策。

二者在对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颇有文武张驰、默契无间的特点。

当然，清廷对朝的所谓外交政策，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也是一种根本无视朝鲜之主权，粗暴干涉其内政外交的帝国主义的政策。

但在19世纪，清廷仍固守&ldo;天朝‐‐四夷&rdo;的传统观念，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