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煞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

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

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

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

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

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

……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

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

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

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征韩论：由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于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提出的侵略朝鲜的论调。

明治初年，木户孝允等主张把戊辰战争时动员的军队用于征韩，后由于日本与朝鲜的邦交谈判陷入僵局，征韩论得以通过。

但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后来又主张解决内治，于是西乡下野。

这次事件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和士族叛乱的开端。

】，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

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

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

至于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政治家，分别于1885～1888年、1892～1896年、1900～1901年四次担任首相。

1871年任岩仓出访团副使访问欧美。

1873年升任参议兼工部卿。

1882年主持拟定宪法。

1885年任日本首届内阁总理大臣。

1909年10月赴中国哈尔滨与沙俄协商侵朝事宜，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