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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
的“典范”
,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
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历史意义,余英时师已论之甚详。
大体说来,其在当时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即是蔡元培在“序”
中指出的:(1)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
(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
。
(3)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
(4)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
胡适自己特别重视,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的则是(2)(3)两点,他自己就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革命的意义。
这几方面当然都受了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但同时也和上述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适应。
正如余先生所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的确,“如果只有外来的影响,而全无内在的根据,那便只好叫做‘征服’,而谈不上‘革命’了”
。
前面说过,胡适在上海所受“新教育”
与许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他不仅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的影响,同时也认真读理学和诸子这些“异军”
的书。
所以他最能领会晚清学术演变的动态。
由于西方近代的多元思想和中国学术传统在胡适身上“里应外合”
的双重便利,新典范的建立终于在他的手中得到成功。
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
中也说明了胡适具备的一些他人很难齐备的长处:“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
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
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
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这一段话,在说明胡适中西学兼治、西学又恰长于哲学史等方面,是基本准确的。
说他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是个小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