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曹一心（曹逸兴）口述实录

我于1931年农历八月初八日，出生于安乡县安成公社，当时的四分局。

父母给我取名曹博官。

我上有哥哥、姐姐，我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大家都叫我满伢子。

我7岁那年，进入汉寿县维新乡第七保国民学校念书。

一年级都没有念完，就停学了。

我的一位远房的舅爹爹是教老书的，他在我的一位远房的老表家里办了一个私塾班，我叔叔就把我送到了这里。

走进门的第一桩事就是拜孔子大人。

在这里，我读了《三字经》《捷径杂志》，都只读了半本，没有全部读完。

那时候，我父亲开始在安乡县城做生意，主要经营皮蛋、烟叶，加工烟丝。

父亲把我安排进安乡县城新生小学读二年二级，读了一个学期多一点，不到两个学期，第五册没有读完，又回到了四分局，又接着读私塾。

不过教书先生已不是我的那位远房的舅爹爹，而是一位郭先生。

他是个典型的夫子，吃饭的时候都手拿一本书上桌，边看边吃饭。

别人都吃完了，他独自还要吃上一会。

郭先生的象棋下得好，我下象棋是跟他学的。

平时，他只顾读自己的书，对学生没有尽到教书的责任，放任自流。

同学们都学得不好。

我当也不例外，学习成绩很差。

读了一年，就到维新乡中心国民小学读第八册。

当时教我的那位老师如今还健在。

他名叫刘光表，现任汉寿县城关镇第三完全小学教师。

时隔多年我才知道他在这里任教。

我去看他，他不认得我了。

我说：“刘老师！

曹博官看你来了。”

他问：“我与你非亲非故，你为何来看我呀？”

我说：“我是您的学生。

您不记得了？”

也难怪他了，我在他手里读书时，刚满9岁，就像个芽秧秧，我再次见到他时，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芽秧秧已经长成大树了，变化太大，的确认不出了。

人生经过几次大的变化，也就成老朽了。

我与刘老师分别是在1941年，也就是我读五年一期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丢下书本，跟着大人逃命去了。

洞庭湖区，一马平川，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日本鬼子长驱直入，见人就杀，见村子就烧。

湖区的人都拼命往山里逃。

益阳是山区，我们一家就逃难到了益阳。

1942年，日本鬼子退了一点，形势有所缓和，学校又开始复课。

可见我们这个民族，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出现一丝转机，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

我和本家人曹天球一起，在益阳县护城乡中心学校读五年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