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女监狱长寄来了一封信：

几年以来，史密芝女士与您一直有书信往来，这是史密芝女士与外界的谁一联系。

这样，我只好求助于您，尽管我不知道您与她关系的密切程度，不知您是她的亲属，还是朋友。

明年史密芝女士将再次提出赦免申请，我认为，赦免委员会将会批准她的申请。

在被监禁了十八年之后，她不久将要被释放。

当然了，我们可以为她找房子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为她找房子和工作。

依她的年龄来看找工作将会比较困难，尽管她的身体仍旧很健康，尽管她在我们的缝纫厂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亲属或朋友来操心这件事，在她出狱之后把她安排在他们附近，陪伴她，让她有个依靠，这要比我们来做好得多。

您无法想象，一个人被监禁了十八年，出去之后会是多么孤独无助。

史密芝女士自理能力非常强。

如果您能为她找到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头几周或头几个月能常去看看她，能邀请邀请她，能让她了解教会、业余大学及家庭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机会，这就足够了。

此外，十八年之后第一次进城购物，与政府部门约谈，或找一家饭店吃饭都不那么容易，有人陪伴就容易多了。

我注意到您没有探望过更密芝女士。

如果您这样做了，我也就不必给您写信了，而会是借您探望她的机会与您商谈此事。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您在她出狱之前来探望她。

烦请您借次机会来我这儿一起。

那封信以最衷心的问候结束。

那问候并未让我感到那是对我的衷心问候，而是让我感到这件事是女监狱长的一桩心事。

我已经听说过她，她的机构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她的意见在监禁法改革问题上举足轻重。

我喜欢她的信。

但是，我不喜欢我所面临的事情。

当然了，我必须要为她找房子，找工作，而且我也付诸行动了。

一些朋友愿意把房子里既未使用也尚未出租的小住宅廉价出租给汉娜。

我偶尔到一家希腊裁缝那里修改衣服，这位裁缝想雇用汉娜。

和他一起经营这家裁缝店的是他的妹妹，她搬回希腊去了。

早在汉娜出狱以前，我就开始关心教会和世俗机构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

但是，探望汉娜我却一拖再拖。

正因为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才不想去探望她。

我有一种感觉，她将说她与我像过去一样只能保持一种实际距离。

我怕她说，那微不足道的、隐匿的问候和录音带太做作和太伤害人了，她必须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

我们怎么还能再次面对面地接触而对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恶心呢？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几乎就要挨到不必去监狱了。

我好久没有从女监狱长那儿听到什么消息了。

我曾经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为汉娜找房子和找工作这些汉娜将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

她大概指望借我探望汉娜之际与我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