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的错误，起因于他们认为阿拉伯人不能或是不愿发动进攻这一基本观念。

对每一件新的事态发展的情报判断，都用这一观念去套，而不去作出独立的判断。

结果是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的战备活动。

但必须记住，作为一种额外的保证，以色列参与制定决策的人都有一种安全感，认为前线的正规军加上数量充足的坦克，就具有对付任何意外事件的能力，空军也具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能力。

可是，这种&ldo;保证&rdo;是建立在错误地估计了技术的发展和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在计划要发动的进攻中所投入的人力和装备的数量的基础上的。

虽然以色列统帅部从数字上是了解敌方的人力和装备的，但没有从作战的角度理解它们。

以军的作战思想，也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阿拉伯军队新的反坦克能力。

这两大失误，致使以色列在战争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以军作好了在72-96小时内有条不紊地进行战争动员的准备。

这次临时紧急动员，虽然很出色。

可歌可泣并拯救了国家，但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部队只能是一小批一小批地投入战斗。

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动员不充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毫无道理的；以色列动员制度的真正力量，恰恰是在这次动员所处的形势中显示出来了。

与此同时，还暴露了许多弱点。

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滋长了松懈情绪。

在局势非常严重，有理由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时，却让训练不足的后备队员留驻苏伊士运河前线。

军队还缺乏纪律性，这一点长期表现在死亡率非常高的交通事故和训练事故当中（每年死亡达数百人）。

近几年来军队高级指挥部有一种放松纪律的倾向，宁愿接受无纪律状态，而不愿强制性地去贯彻它的意志。

部队的军容差，引起人身死亡的事故比率高，营房和车辆的保养情况不良，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武装部队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

作者曾呼吁公众注意这一不详之兆，然而孤掌难鸣，几乎或根本没有引起反应。

至今，这类问题在那些负责监督武装部队的政府机构中也几乎毫无印象。

战斗纪律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很出色，但行政纪律一贯松弛，导致死亡率不断提高这一事实，并未在以色列引起议论或反应。

极为重要的是，就以色列最高统帅部而言，似乎把快速轮换高级军官的工作，当成了本身的目的。

为了加速武装部队内部高级军官的轮换，经受过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军官正当处于发挥他们才能的顶峰时却被替换掉了。

结果到战时，一些具有潜在能力但是缺乏经验的军官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还不能完全胜任的职位，而经验丰富的军官却成了旁观者。

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希米尔&iddot;阿格拉纳特为首的政府调查委员会，花了数月时间来追究战争责任。

由于该委员会可以接触所有的军官和文件，所以任何人都不想与之对抗。

然而尽管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开脱了国防部长对战争爆发前所犯失误应负的一切责任，但对西方读者来说，一位国防部长，不管他如何能干，如何卓越和如何有力量，对发生的事情要想逃避部长的责任，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达扬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他喜欢集中精力于工作的某些方面而不顾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