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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农历春节,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离息县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营长阮仁贵请了几天假,回家看望母亲。
阮庆主动来给我代职。
回到家乡,母亲跟做梦似地看着我。
她左看右看,见我健全的从战场归来,满心高兴,热泪跟珠子一样滚出眼帘。
当母亲得知我在孝感驻防,离家不远,更是乐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相见。
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对母亲说,生怕走漏风声,更怕母亲担心。
在家过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别母亲,返回孝感。
临走前,我站在母亲面前凝视着她。
看到母亲明显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心中万分悲痛。
但国难当头,忠孝实难两全,只能忍痛离去。
后来,母亲在我投奔延安后一年,于1939年10月谢世,享年58岁,我再也未能见上一面。
不过,母亲死能瞑目了。
那时,陕北和国统区还能通邮,我到延安后给母亲写过信,母亲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产党,正在打东洋鬼子,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当天晚上,依旧将床铺堵在门口睡觉。
开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实。
但由于一路上的疲劳,渐渐顶不住,就一觉睡了过去,而且这一觉睡得很死。
下半夜,从黄陂新拉来的六个壮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试探,随之一个个都从我身上迈过去,逃走了。
天明,我清查人数,少了三对。
营长阮仁贵听说出了逃兵,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ot;关俊彦,你连几个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关饷要薪水。
哼!这下好了,老子让你拿个鸟。
跑一个兵扣十块银元,逃了六个扣多少你知道,这个月薪水不够,下个月继续扣……&ot;我心里也窝火,白干了一个半月不消说,还让上司臭骂了一顿。
这哪里是当排长,分明是在当看守,当打手,当刽子手,与士兵为敌。
以往在国民党中央军的经历,同我在家乡见过的北洋军阀相比,多少还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
在淞沪抗战前线,尽管士兵们奋勇抵抗,但将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令我这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师管区的亲身经历,每天看到的都是军官们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赌,打麻将,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
面对这种种腐败作风,更让我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
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刚刚投入抗日战场,就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战胜利,靠国民党是不行的。
这更坚定了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
这时廖斌来信,相告演习完毕,已回到武汉。
我们就以外出抓丁为名,赶去相见。
我们三人先后两次到江岸区的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求送我们去延安。
第一次,见到了罗炳辉同志,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