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硕士宿儒虽然动辄以&ldo;师道&rdo;自居，以为自己负有弘扬儒家理想的崇高职责，但实际上往往是他们自作多情、自鸣得意罢了。

在拥有决策权或行政权的官僚眼里，他们不过是装潢门面的工具。

成帝时代的琅邪太守朱博的态度称得上是典型。

这位朱博特别讨厌读书人，&ldo;尤不爱诸生&rdo;，到地方上任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饭碗，&ldo;所至郡辄罢去议曹&rdo;。

儒生如有讲仁义、行德政之类的建议，他总是一副不耐烦的嘴脸，一再表示自己&ldo;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rdo;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汉末期的人物。

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他在一个月内先后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

这时儒学表面上定于一尊已超过了一个世纪，可是像朱博这么一位鄙薄儒学仁义教化，理直气壮地拒斥&ldo;圣人之道&rdo;的官僚竟然能平步青云，升至高位。

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说明，即便是在元、成之后，外儒内法，&ldo;霸王道杂之&rdo;也仍旧是朝廷实施专制统治的基本原则。

从两汉时期法令烦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当时推崇儒学，奢谈仁义的背后，充满着法家政治的血腥气息。

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它最大的特色是严酷细密，见血封喉。

&ldo;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rdo;法律条令的烦苛，意味着受法面的普遍和执法上的残酷。

这从大臣路温舒的揭露可以窥见一斑：&ldo;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rdo;用刑愈重、执法愈暴，对官吏本身好处愈大，机会愈多；反之，则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的&ldo;帽子&rdo;，葬送大好前程。

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当然要争先恐后扮演凶神恶煞，与民为敌，&ldo;以刻为明&rdo;了！

法令的严酷还表现为汉武帝时不仅恢复了文帝时业已废除的&ldo;妖言诽谤罪&rdo;，而且新创了腹诽罪。

大臣颜异之死就是这种恐怖刑法的鲜活案例：颜异在汉武帝时担任大农之官，一次他和别人私下聊天，那人谈起朝廷有些法令定得不尽恰当，有可改进的地方。

颜异深知兹事体大，岂可说三道四，所以没有随声附和，只是下意识地稍稍动了动嘴唇，谁知还是让人给告发了。

酷吏张汤借此大做文章，声称颜异身为九卿高官，&ldo;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rdo;，罪当论死。

汉武帝二话没说，批准了张汤的奏章，颜异的脑袋便莫名其妙地搬了家。

&ldo;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rdo;。

显而易见，&ldo;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do;只是两汉社会思潮演变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其本质属性无疑当为&ldo;霸王道杂之&rdo;。

换句话说，外儒内法，法主儒从；儒法并用，法本儒末乃是汉代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