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

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

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

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

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

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

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

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

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

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

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

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

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

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

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

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t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

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ldo;罗马法的圣殿&rdo;，《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

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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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ldo;最伟大的立法者&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