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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
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
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
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
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第六章共和之路三错失良机
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
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
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
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
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
民国时期&ot;反复辟&ot;斗争的口号,也是&ot;保卫共和&ot;。
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
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
袁世凯是不知道的。
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
在他看来,所谓&ot;革命&ot;,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ot;禅让&ot;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
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
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
为此,他曾于1894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
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ot;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ot;(1897年孙中山与《伦敦蒙难记》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
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
比如&ot;兴中会&ot;誓词中&ot;驱逐鞑虏,恢复中华&ot;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ot;创立合众政府&ot;的主张相悖。
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
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ot;驱逐鞑虏&ot;?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
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不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ot;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ot;。
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
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