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民众，从来就是没有问责权的。

即便有，从理论上讲，也只能问皇帝，不能问政府，因为政府并非&ot;责任内阁&ot;。

正因为这政府不能问责，因此，帝国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ot;政府&ot;，只能分别叫做&ot;朝廷&ot;和&ot;衙门&ot;。

政府与衙门的区别在于：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衙门则是统治人民的。

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服务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责任；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则只能视衙门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能问责？

于是，帝国便常常会处于一种&ot;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ot;，即名义上有政府，实际上无政府。

比方说，决策的时候有人拍板，出事后却无人负责；或者拍板的人不负责，只拿承办的人问罪。

最典型的证据是庚子之变。

宣战的是慈禧太后，顶罪的却是别人。

而且，八国联军一打进来，这位本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便跑得无影无踪。

责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

相比较而言，反倒是那些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责任心。

比如2002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为她在战争时没有离开过伦敦一步，尽管她原本无此责任和义务。

第五章内在矛盾五变法与动乱

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ot;熙宁变法&ot;，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

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ot;制置三司条例司&ot;），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

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

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年至1279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ot;盛极而衰&ot;的岔路口上。

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也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

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

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

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

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

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是坚忍不拔，锐意革新。

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

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便在全国铺开。

然而结果却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镜。

新法实行以后，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

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也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ot;延万姓垂死之命&ot;，而且扬言，废除新法后如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其时全国已大旱达十个月之久），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诏暂停新法。

据说，诏书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

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