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

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

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

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

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

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

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

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我是她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

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

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

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

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

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

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

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

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

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

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r）。

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

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

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

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

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东仿佛凭空捡了一只金凤凰，喜出望外。

我也仿佛有游子还家的感觉。

回国既已无望，我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

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

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里吃。

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

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